作者：格雷格·谢里丹 转载自：《澳大利亚人报》
来源：《澳⼤利亚⼈报》2026年9⽉5⽇
作者：格雷格·谢⾥丹（2026年9⽉5⽇）
中华⼈⺠共和国是澳⼤利亚⾯临的主要战略、军事和政治威胁。然⽽，如今澳⼤利亚⼈对中国政府的了解程度，却⽐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执政初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个值得关注的迹象是：近期⺠调显⽰，与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相⽐，澳⼤利亚⺠众对中国构成威胁的认知度更低。
这怎么可能？
本周，北京在帕劳举⾏的太平洋岛屿论坛上肆意妄为，阻⽌多位领导⼈出席，抨击台湾的参与，并限制太平洋岛屿论坛对北京在图⽡卢附近进⾏恐吓性弹道导弹发射的抗议。
我们罕⻅地看到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公开批评中国，这令⼈欣喜。然⽽，在北京，⼀件更为重⼤的事情却⼏乎⽆⼈问津。习近平清洗了中国两位最⾼级别的将领张又侠和刘振立。这令⼈震惊。张又侠是中国军界级别最⾼的将领，其军事权⼒仅次于习近平本⼈。他被免去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后，中央军委只剩下两名成员：习近平和⼀名军⼈。
张曾是政治局委员。他的下台标志着⾃⽑泽东及其疯狂⾏径以来，⾸次在⼀个五年任期内清洗了三名政治局委员。这暴露出政权的脆弱和不稳定。张和刘被指控“腐败”，就像习近平领导下被谴责的数百名官员⼀样，习近平在过去四年⾥清洗了数⼗名将军。
如今，腐败已成为⼀种包罗万象的罪⾏，就像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异端⼀样。澳⼤利亚⼈对中国政府知之甚少，这很危险。这种⽆知是为什么呢？部分原因是北京的有意为之。如今，驻华外国记者仅剩三⼗余⼈，却要报道14亿⼈⼝的新闻。
更根本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固有认知忽略了其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环。前内政部⻓迈克·佩祖洛认为，军⽅的⼤规模裁撤很可能反映了习近平希望找到能够为他制定武⼒夺台战争计划的将领。
美国研究中⼼的迈克·格林曾任⼩布什政府的⾼级亚洲事务官员，他认为⼀些被解职的将军可能就是那些敦促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保持谨慎的⼈。佩祖洛和格林都承认还有其他可能性。
分析人士往往忽略了那个显而易见的秘密，原因在于它既丑陋又晦涩难懂。这个秘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文化——一种将“清洗”视为核心运作手段并对此成瘾的文化。
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各不相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一位结构现实主义者，他试图将中国纳入大国协调体系之中。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往往低估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领导人个人能动性的作用。
另一些人（如保罗·基廷）则根本无法下决心批评中国。他们或许是被中国的体量及其所能提供的种种利益所震撼。这种近期的趋势有个专门的称呼——“Chinamaxxing”（意指极度推崇中国、全面向中国靠拢）。实际上，这并非新现象。1985年我在北京担任驻外记者时，实业家彼得·阿贝莱斯（Peter Abeles）曾来访，并断言中国将演变成一个比西方任何国家都更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阿贝莱斯虽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但这一论断却极其荒谬——简直是一种“中国妄想症”。
还有一些同样被中国体量所震慑的人士（如休·怀特）认为，北京终将主导该地区，因此我们应当与之妥协共处。此外，也有人将现代中国的一切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及其难以捉摸的特质。
我对中国的看法深受三位人士的影响：伟大的比利时裔澳大利亚汉学家皮埃尔·里克曼斯（Pierre Ryckmans，常以笔名西蒙·莱斯 Simon Leys 写作），以及曾受他指导完成大学论文的白杰明（Geremie Barmé）和陆克文（Kevin Rudd）。白杰明和陆克文都将各自的代表作献给了里克曼斯。
这三人都强调要审视那种独特的共产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在习近平的思想中以及整个中国共产党内都根深蒂固、影响深远。里克曼斯最初是一位研究艺术的学者。他造访中国，爱上了那里的文化，并最终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他以非凡的天赋，在文化与政治交汇的那个“血腥十字路口”上进行着思考与探索。
作为一位深刻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里克曼斯曾为共产主义破坏行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踏而痛心落泪。他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著作《中国阴影》（Chinese Shadows）便是一声长久的痛呼，控诉着共产主义对中国文化的亵渎。他曾写道，在这个政权眼中，“各种形式的美，似乎都被视为封建恶习或资产阶级腐朽的确凿标志”。
他曾在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采访了源源不断从中国大陆涌入的难民。他研读了北京政府关于自身的各种官方表述。他还阅读了东欧反共异见人士的著作，并从中意外地获悉了许多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见解。当然，他也是一位精通中国文学、语言和历史的大家，后来还翻译了《论语》，译笔精妙绝伦。
我曾尽可能多地采访和请教里克曼斯，并研读他的著作。他或许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博学、思想最深刻的一位。
他出色地解读了共产主义的空话套话与彻头彻尾的谎言。接替他汉学家地位的，是同样才华横溢的白杰明（Geremie Barmé）。白杰明曾像里克曼斯（Ryckmans）一样，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多年；如今，他主持着精彩的“中国遗产”（China Heritage）网站。
白杰明常向我谈起，中国共产党深受苏联共产党——尤其是约瑟夫·斯大林（这位举世闻名的残暴独裁者之一）——的影响。白杰明将当今中国的政权定性为“斯大林-毛泽东式民族主义”（Stalino-Maoist-nationalism）。
这种共产主义文化既强大又顽固；尽管其马克思主义色彩已不如往昔，但它已演变成一套成熟、鲜活且根深蒂固的共产主义极权信仰体系。在一篇题为《我们需要再次谈论极权主义》（We Need to Talk About Totalitarianism, Again）的深刻文章中（该文收录于白杰明撰写的《习近平的沉闷帝国》系列），他写道：“如今，当中国和俄罗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挑战并从内部瓦解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时，两国的政治生活、政治想象及行动动机，依然折射出一种植根于百年前的极权主义特质。”白杰明告诉我，清洗——那种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清洗——是某种特定共产主义政治治理模式的核心。
所谓的“清洗辩证法”，正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管理共产主义政治的手段。除了那位“一贯正确”且“光荣伟大”的领袖外，所有人都时刻处于不稳固的境地，不知何时、甚至不知以何种方式，就可能犯下致命的错误。
正如我此前所言，陆克文（Kevin Rudd）撰写了一部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论习近平》（On Xi Jinping）；这无疑是澳大利亚关于当代中国最富启示性的书籍。他在书中引用了习近平多次言辞犀利地为斯大林、列宁和毛泽东辩护的言论。例如，习近平曾写道：“否定列宁、斯大林……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在对习近平的诸多敏锐洞察中，陆克文写道：“对于理解习近平的世界观而言，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客观事实，其实远不如他个人的主观分析以及他所倚重的中共官方史观来得重要。”习近平是一位坚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人。
陆克文指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坚信其马克思主义具有普世价值，并近乎理想主义地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威权发展模式。我初次结识陆克文（Rudd）是在1985年的北京，当时时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指派他向我介绍人权状况。赖克曼斯（Ryckmans）、白杰明（Barmé）和陆克文这三位人士都热爱中国，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一些行径感到震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更不能妄称他们会全盘认同我关于中国的著述）。
了解当代中国的另一大信息源是海外华人社群，但其中许多才智之士因慑于中国国家权力的威压而噤若寒蝉。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诸如里克曼斯（Ryckmans）、白杰明（Barmé）和陆克文（Rudd）——洞悉了关于现代中国最根本的真相：若不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独特的共产主义文化，便无法真正理解这个国家。这固然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课题，却应当成为必修课。毕竟，试想一下——共产主义中国，归根结底是共产主义的。
引用（AGLC 风格）
Greg Sheridan, ‘Wha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about Xi’, Weekend Australian (在线版), 202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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