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明 转载自：RFA
题图：2014年4月耿潇男（左）与本节目主持人北明。北明提供
（上）2020-10-27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中国人权被剥夺殆尽：没有言论自由权，没有集会结社权，没有对人身安全与财产的绝对法律保护权，没有国事知情权，没有问责政府权，没有参政议政权，没有改选政府权，没有平等法治权，没有拒绝洗脑教育权。
此外，中国当局还直接霸占人们的基本生存物资，侵犯人们基本生存权利，导致中国群体性的抗议事件连年翻番。
“据统计,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是8,700起、1999年超过3.2万起、2003年6万起、2004年7.4万起,到2005年8.7万起(包括妨碍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斗殴、滋事等),13年增加10倍(于建嵘“中国骚乱事件和管治危机,2007.10;中共公安部网站,2006.5;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平均每6分钟就发生1起。而据中共国家统计局2007年12月公布的”2006年社会统计年度数据”显示,2006年公安机关受理“扰乱单位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滋事”、“阻碍执行职务”等4类案件有59万9,392起,查处的亦达58万3,180起,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呈现爆炸性的成长。”(注:引自中国大陆群性事件频繁,步入”风险社会”参考资料/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
另有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指出,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2007年,群体性事件增长到10万余起(注:何清涟:2015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VOA:)。高得惊人,自2008年始,中国官方不再公布相关数据。不过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洛杉矶时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增多,政府不得不倾听民众的呼声
/RFA:)
三年之内，从10万增长到18万，平均每年增长超过2.6万。这还是十年前的数据。
此后十年,尤其是习近平当政七年,中国人权状况持续下降有目共睹。再此前提下,仅以每年2.6万的增长速度为计,今年(2020年)群体性事件至少超过26万起。平均每天发生730起。也有报道说,仅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群体抗议事件,每天大约500起。(注:中国日均群体抗议500起/VOA)
中国的对内维稳经费额度,是另一个衡量中国社会风险的尺度。曾经有海外媒体分析报道认为:自2011年起,中国已经连续三年”维稳费用”超过军费。中国当局使用”公共安全支出”描述”维稳经费”。以2013年为例,”21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国国防预算支出为7201.68亿元,比去年(即上年,2012年)增长10.7%。”而在中国财政部提交的名为《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的”公共安全”也就是”维稳”一栏显示,”2013年预算数为7690.80亿元”,增长 10.8%。(注:解读中国预算的”维稳费用”/BBC:)
2019年的报道显示,中国维稳经费增长幅度,五年翻一倍,到2019年已接近14000亿元人民币(13879亿元)这个数字依然超过了2019年连续增长到11900亿元的军费开支。(注:官媒:维稳经费五年翻番 将近一万四千亿元/RFA:)维稳费用持续增加并常规性地超过军费,从侧面说明中国大陆人权被侵犯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剧烈,强力压制之下,反抗行动虽然无组织,依然势不可挡。
三十年来，当局专权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公、不义、不仁、不谐和，产生并凝聚了大量受害人构成的利益群体，如法轮功修炼群体、复员军人待遇不公群体、假药受害群体、强行拆迁群体、土地被侵占群体、环境污染受害群体、投资受骗群体、有毒食品受害群体、豆腐渣校舍工程受害群体、官员私卖土地受害群体、强制计划生育受害群体、下岗工人群体、农民工群体、冤假错案群体、良心犯家属群体等等不一而足。
自九十年代末起至今,中国还连绵不断地产生着地域事件为轴心的难以数计的、规模从数百人、数千人到数万人的各类大型抗议群体。(注:冰山一角:1976-2019年重要群体性事件统计/品葱:)
在所有这些民众抗议事件基础上，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不算北京发生、席卷全国、几十个城市跟进、数百万人参加、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抗议浪潮同气相求而震撼世界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民主运动和异议声音一直持续到习近平时代。粗略统计并简要描述，中国当局先后镇压了站在“我们人民”前列的、排排跟进、轮番抵抗奴役的六排各界政治、思想、文化、EGO、法律等各界精英群体和个人。
第一排：江浙人为首的中国民主派运动
“生为万夫雄,死演革命史”,官方在对上述群体的抗议事件进行常规性打压的前提下,还在连续不断地镇压站在中国抵抗专制第一线、曾经公开组党,四十年来长期顽强抵抗专制的江浙一代仁人义士,以至于将他们几乎绞杀殆尽。(注:参见华盛顿手记 / 钱塘义士民运悲歌:“坐牢是我的工作”/RFA)
第二排：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为代表的中国异见精英
自1989年天安门声势浩博、影响深远的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中国以二十年时间的沉默，重新凝聚起了宪政改革的力量。这是第一排的江浙民主运动持续遭到镇压中，站在第二排的政治反对力量。他们大都参与了2008年著名的中国“零八宪章”最初的联署活动。但是自2009年，这一力量开始遭到大规模整肃。
知名的被整肃者是刘晓波，他在零八宪章网上公布数小时后/就被拘留。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发起人和共同起草人，签署活动主持人、中国温和反对派代表人物。他不久释放后，于2009年6月被正式逮捕、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
晓波在服刑期间获得了两项国际奖，一是声誉巨大的诺贝尔和平奖，使他成为达赖喇嘛之外，中国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这个奖项的获得者。此外，他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还获得了东欧抵抗专制同仁颁发的具有特别意义的奖：捷克总统哈维尔亲自颁发的人与人（Homo Homini）人权奖。这使中国温和的反对声音一度受到极大鼓舞。
但是这一轮整肃除了刘晓波被重判，在303名 “零八宪章”各界发起人和最早签署人中，可以确认遭到传唤、审问，反复并被要求退出，并被删除博客等整治的人，至少有70名。这导致中国这个极权帝国的版图上，第二排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知识精英，开始逐渐噤声。
第三排：缄默耕耘的异议知识人
习近平2013年底登基后，对此成果并不满意，逮捕范围开始扩展，囊括到第三排更加温和的异议知识精英。他们中间有很多来自第二排，退居其次，而改变了自己表达方式。他们并无直接抵抗行为，不公开出声，但是他们尚未沉默，审时度势地打擦边球，并在不直接触及敏感现实的思想、文化领域，耕耘深冬的土地，埋下春天的种子。
这一时期里,表达对奴役之不满的方式严重缩小以至于无,只剩下了各类被镇压的政治事件纪念日,如八九民运六四祭日、赵紫阳祭日、胡耀邦先生祭日等这一极为有限的空间。但是在这一空间极为谨慎地表达哀思或反思,也不被容忍。2014年5月,当局相继刑事拘留了北京郊区私宅中,于八九六四纪念日提前一个月聚会,闭门讨论这一运动的几位知识人:胡石根、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刘荻。罪名是”寻衅滋事”,另有崔卫平、郭于华、秦晖、周枫、王东成、吴伟等人遭到传唤。(注:特别关注:参加六四研讨会,徐友渔、胡石根、浦志强、郝建、刘荻被刑拘(图)/维权网)
被拘者虽然不久释放，这是一次成功的震慑。导致在中国每一个政治事件纪念日，想表达追思的人们必须极为小心谨慎，自我按奈，内心的愤懑和自发的纪念活动，挤压为餐桌上的牢骚和平民化的宣泄。
到2014年初冬，已经有数百人权活动人士包括律师、作家、学者、记者被抓捕，人数之众，超过以往数年。甚至北京的文化编辑徐晓女士也被带走，中国大陆已经雷区遍布，良知世界已经没有人身安全，中国批评界至此基本鸦雀无声。
第四排：独立公民团体
直接或间接的文明政治诉求已压制，习近平当局没有罢手。2014年，打击目标同时对准的是中国独立的公民团体。这是一支在界定模糊中摸索，在不断变化的容忍范围内，艰难生存的文明力量。
习近平上台不久就发布所谓“七不讲”的意识形态领域通报，其中“公民社会不要讲”列为第三。并将“小政府”、“大社会”和“公民社会”作为西方世界给中国设置的陷阱，必欲除之后快。当局对这支力量下手之际，这些独立团体，如传之行、立人图书馆等诸多并不涉猎政治敏感问题的机构，被强行关闭，很多负责人被捕、被判刑。据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披露，至少1500名持不同政见者、非政府组织成员、访民、家庭教会成员、互联网、大学和新闻机构人士被捕入狱。仅宪政学者、温和的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的团队，就有一百多人被抓，他本人则被判刑四年。
与之同时,当局出台政策加紧对未判死刑的独立机构的资金控制,海外资助则以阴谋论为由被切断;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注册并取得官方批准。(注:独立NGO在中国遭遇寒冬/VOA:)据信,甚至一些台湾赴大陆支援病区,灾区的慈善团体和个体也遭到监控,抓捕或驱逐。
至此，中国羸弱的独立的民间组织，作为站在中国政治异议群体之后的、第四排文明力量公民社会，遭遇严冬，重伤权力摧残之中。（未完待续）
（下）2026-11-3
中国抵抗阵营全线坍塌，旌旗飘落！各路精英连遭斩杀，彻底噤声！自由亚洲，华盛顿手记，北明。我们继续上集内容：耿潇男命运揭示中国人权至暗时刻降临
第五排:中国人权律师
在依次整肃了中国抵抗专制奴役的第一排:江浙人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党民主运动、第二排: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为代表的中国异见精英宪章运动、第三排:缄默耕耘的异议知识人小型聚会活动,第四排:独立公民团体的文化与慈善活动之后,中国苦寒不退、严冬持续。
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本世纪初的2003年前后开始，中国出现一个全然新型的群体——人权律师群体，从数十，到数百，至成千上万。在抗衡奴役的前四排阵列排排推进却渐次消声的战场的后方，他们从人民权利徒有其名的无数乡村城镇，悄然应运而生，其主体由行业专职人士构成。
中国近年上街抗议的利益群体日益增多，几乎无一例外地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这一盘散沙之上，人权律师是唯一专为他人利益出手的群体。
他们成就斐然：运用现有法律体系，代表权利受侵犯的劳苦大众甚至商贾文人，与权力阶层在法庭上辩论、维权，成功率足以鼓舞民心。
他们的意义深远：依靠现有法律手段、践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建立法律秩序，执意要把宪法精神和法律条文，通过每一个具体案例，写上中国天空、植入人民心中、建构公权力的铁笼！
他们理性沉着，坚韧不拔：在权力霸占、践踏的司法领域，扛住一丝空间，拼尽十分努力，坚持百折不回。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纵观全球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抵抗运动，中国人权律师现象，在与时俱进的最后一个极权大国中，作为中国最活跃积极的民间力量，堪比直接推动和平民主进程的波兰团结工会及其运动、东德莱比锡教堂信众及其“每周一和平祈祷游行”活动、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为代表的知识界及其有计划的接力入狱抵抗行动。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唯有中国环境下才能生发，才可形成，而独具中国特色的抗议现象。
经由人权律师的护法保驾，权贵滥权和司法不公现象被披露，民众的人权和法制意识苏醒，七十多年中国被奴役的苦海上，升起了无数人民权利的风帆，启动了大量受害群体之舟，搏击侵权恶浪，风生水起，局面日益浩茫，蔚为壮观。这是一场声援弱势、服务百姓的民生运动；一个践行法治、确保权益平等的人权运动；更是中国社会还法律以尊严的护法运动。是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第一次、蕴含无限生机和可能性的前宪政文明运动。
惜乎天地失察，国运乖舛，竟使道高一丈，魔高一引。2015年7月9日，中国当局在全国23个省份同时行动，大规模逮捕、传唤、刑拘、带走、失联、约谈职业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近280人，后持续增加到300多人，史称“709律师大抓捕事件”。这是自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当局没有就此罢手,2019年末,中国警方重演709大抓捕一幕,在中国数省陆续拘留并传讯20余名人权律师和相关公民,此后大量法律学者,职业律师遭到逮捕。(注:“1226镇压”的最新简介(及至2020年2月18日)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不唯逮捕判刑,相关部门近年多次以注销律师执照等手段迫使人权律师边缘化。中国在职律师行业因此遭到致命削弱。湖南司法当局仅在今年(2020)内,就注销1200余名律师的营业执照。尚可营业的律师即便出庭,辩护词需先交司法部门审查,独立话语权基本被剥夺。(注:中国律师执业证需年检 当局趁机管控律师界/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chrlcg :)中国人权律师历经四年打压,法器削落,花果飘零。
第六排：孤勇义士，散兵游勇
此后，习近平时代真正到来，没有宪政、民主、法治的呼声，没有知识精英的任何公开的异见。20人以上自由聚会被定为非法，不是因为武汉病毒，而是因为中共病毒。这个红色病毒导致这个版图全球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哪怕瘟疫横行、洪水滔天、异像四起、死人无数，其抗议者、不服从者也只是单枪匹马，行如空谷足音。而且只要连续出声，稍有影响，如伊利哈木，吴淦，王藏，董瑶琼，刘艳丽等就关入囚牢甚至伴以酷刑。
在近年来的来的各类人权事件中，尤其是在香港抗议活动和中国新冠疫情中，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张展等，还有深受爱戴的病毒报警人李文亮医生、艾芬医生等，均是孤勇义士。他们只身深入现场，记录实况，披露真相，或履行医责，言说实情，报告真相，继后分别被跟踪、失踪、训诫、关押。公民记者张展5月被传唤，六月被逮捕，绝食抗议至今。
而在温良顺从，甚至讨好卖乖的中国体制内学界，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震怒于中共近年背逆天理、倒行逆施，于千万人中独自撑台站场，不屑擦边求巧，弃绝自我审查，椽笔“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连续数年、年年透析红朝恶政，言人不敢之言，发为天道之声。他因此先遭查处、停课，再遭拘留、诬陷，终被解职、除名、封门、断粮。
历代统治集团都有其孤臣孽子遭奸佞陷害而卸下乌纱，革出宦海。但是公然干犯红朝圣上的红二代企业家任志强，和直接冲出中共权力集团意识形态的红二代官方学者蔡霞，不是党国忠臣，乃是名副其实反叛者。惜乎当今圣上的心胸日益缩小为梁家河的面积，容不下公开的反对声音，于是任志强和蔡霞，红色阵营的良心人士，一个被判刑十八年，牢狱深深，一个越洋远走避秦，归期遥遥。
在打压了第一排直接抵抗运动之后，为一己权力裹挟而泯灭基本人性的习近平政权，打压了第二排温和的异议活动，打压了第三排独立的小型的松散联盟的议论之声，打压了第四排民间机构和个人慈善活动，打压了第五排依法护民律师维权运动，然后，消灭了最后一片孤勇奇英的生存空间。三十年芟夷斩伐，八年暴戾凭陵，中国人已经没有了人称之为人的尊严和生活。
需要指出，以上所陈，不是习近平政权与人民为敌，持续打压中国的全面陈述。在新疆以庞大的所谓“教育营”关押百万新疆民众，在蒙古强行取消蒙古族母语教学、对香港强行输出中共模式的“国安法”，这个法，罗织四项政治罪名、为镇压异见人士打开黑色闸门 。这个政权背离多族和睦共处的中华民族传统和撕毁香港“一国两制”承诺的行径，并未在本文粗略的论述中。
六排之后：挡枪牵马送饭、收尸埋土立碑人——耿潇男
——终于可以谈谈中国女子耿潇男了。潇男在行为层面上不属于上述任何一排，她甚至不属于散兵游勇而不成阵列的第六排。在残酷的习近平时代，她只是站在这六排人的身后，为他们献花、牵马、送牢饭、吆喝监狱开门放人。
如果非要归类，她属于另一个群体。
大约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2010年开始，中国屡起屡败的前线精英空间之外，出现了一个群体，他们不直接对峙专制集权，而是背转身去查看受难者的脚印，经常心痛难当为之落泪；他们不排列成阵势，而是一如既往隐于市区或散于乡野；他们不宣扬思想也不批评当朝，而是自我践行公义铺展慈悲，为受难者筹措生活资金、保证囚中花销、捐献律师费用， 为受难者家属和受株连者提供各项人道援助包括购买生活用品、照顾老弱病残……。
他们自发自愿，并自我戏称为“送饭党”。其实他们非党非派，他们只是、就是“我们人民”。他们承载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生成；他们聚首于事，野火烧不尽；他们相忘于江湖，春风吹又生；他们好义、悲悯，互不相识，但心心相映。
“礼失而求诸野”，失意而望柴门。民众自发为“送饭党”，是本世纪中国出现大批良心犯的结果，也是中国民间公义尚存、良知不泯、慈悲为怀的见证。
耿潇男属于这个不入阵列、不发宣言、不提诉求、没有抵抗行动的最广大群体。作为中国文化界主持人、各界中国异议人士尤其是知识人的朋友，她所作做的就是为他们当中被整肃、被监控，或被剥夺几乎所有权利甚至被禁止接受捐款而断绝活路的受难者，提供人道援助，送去温暖。
耿潇男不是这个群体中唯一的一个，但她是其中独特的一个，除了提供人道援助，她还为他们组织文化沙龙，开拓言论空间，主持演讲活动；在他们遭受整肃后，她为他们打抱不平，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他们的事迹，传递他们失踪或判刑的消息，不断呼吁社会关注。
耿潇男因此成为“我们人民”中天使一般的存在，独具凝聚力，深受爱戴 。
只因如此，中国当局在把前排精英统统弥平之后，竟然从没有任何遮挡的人民中逮捕了她。为了整肃这个良家女子，这个没有任何犯罪企图，甚至按照中国那些非法之法也找不出犯法之处的女子，他们遍查她的行迹，偷偷摸摸地调查她的小出版公司，费劲心机地给她按上罪名，叫做“非法经营罪”。他们处心积虑，先把所谓非法出版的图书定位8000册，后又成倍地增加到20余万册。
为了方便维稳，任意打压，随时抓人，这个政权给自己准备的诸多杀手锏之一就是“非法经营罪”。这是一个被中国法律专家们称为“口袋罪”的罪，所指界定不清，外延模糊，以至于难以界定罪否，使得司法机关使用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地贴合实际情况。确切说，这是一个可以把任何东西都装进去成为罪状的口袋。地方警痞用此口袋，可以任意抓捕大小企业家，以便收缴罚款，增加收入；另一些警察则代表政府，用这个口袋整肃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耿潇男被刻意装进这个大口袋，这是中国当局的阴谋，应了那句老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逮捕耿潇男，是习近平政权欺凌人民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国不仅不能有组党结社分庭抗礼的抵抗运动、不能有温和的异议声音、不能以任何形式谈论任何敏感话题、不能有独立于官方的非政府机构、不能有依法维权的辩护律师、甚至不能有零星的批评声音，而且，在所有这些群体和个人遭到整肃之后，也不能有为他们呐喊和送饭的人。
中国疆域辽阔，但自由已经没有战场。当局暴虐骄狂，但抵抗已经没有战士。昊天倾斜，举头不见星月。华衮如血，门前尽多乡愿。
耿潇男是谁？
耿潇男是被镇压的第一、二、三、四、五、六排抵抗奴役者们身后的“我们人民”。
如她自况，她是铁窗囚禁的中国仁人志士的送花人，牵马人，挡枪人，收尸埋土立碑人。
职是之故，耿潇男是人间常识的最后防线，突破之后就是深渊。
耿潇男是为众人抱薪者的救护人，她若冻毙于野，中国寒彻天地。
潇男是盗贼国中，门内的插销，砸碎之后，家园一无遮拦。
耿潇男是封闭社会最后的氧气，抽掉之后，中国的岁月甚至高攀不上“动物庄园”。
耿潇男是诺曼底和仁川，炸毁之后，拯救无处登陆。
耿潇男是水泥丛林中铮铮不绝的鸟声，猎杀之后，生机将忘却绿色，生命在异化中苟延残喘。
耿潇男，还有那些不知名的送饭党人在押，中国良心何以善终残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