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周边 转载自：作者推特 @zhoubian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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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民族，没有共同的文字，没有共同的语言，甚至没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但是它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在它最高光的时刻，曾经定义了十四亿人。无数人以它为荣，也有无数人以它为耻，这个民族，就叫“中华民族”。
这个诞生于危难之际的政治符号，曾经是一面强大的盾牌，用来抵抗外侮，凝聚人心，但今天，它更多只是一种身份，一种立场。如果一个民族，既不是血缘的必然，也不是文化的共识，它仅仅只是一个被相信的故事，那么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时，这个故事还能存续在多久？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我们学过1841年广州三元里抗英事件，被称为“自发地爱国主义抵抗”。事件是真实的，但历史书上的记载却是扭曲的。因为在当时的清朝百姓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叫做“中国”的想象共同体，驱使他们拿起武器奋起抵抗。他们抵抗是因为英军闯入村庄抢夺财物、侵犯妇女，村民们是因为他们的乡土和宗族受到了伤害而愤怒。对他们而言，抵抗英军和抵抗劫匪并没有本质区别。
因为，同样还是在1841年的广州，当英国军舰沿江而上，与清朝海军交战时，沿江两岸站满了看热闹的广州市民，他们不仅会向英军贩卖水果蔬菜、活鸡活鸭，而且每当英军的炮火准确的命中清军船只时，岸边的清朝百姓还会爆出阵阵喝彩。他们还充当英军的向导和翻译，协作英军作战。据史料记载，仅三元里一带，战后被清朝官府查出，曾经帮助过英军的居民就有一千两百人，清廷官员称这些人为“汉奸”，上奏朝廷说广州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说广州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两广总督琦善甚至提出：“防民甚于防寇”。
当时的中国人，脑袋里没有什么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虽然有“天下”的概念，但那是皇帝的天下。儒家所建立的那条君臣父子的伦理链，要求的是服从，从来不需要认同。六十年之后的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一文说：“中国之旧民，只知天下，而不知国家”。他是第一个看到，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秩序中这一结构性缺失的中国人。
同一年，梁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在讨论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地位时，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个词。这篇学术文章中这一随手一笔的重量，在往后的岁月中逐渐显现。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瓜分中国的舆论在西方报纸上公开流传，在日本的梁启超意识到，一个没有民族认同的国家，就是一盘散沙，迟早会被分割。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打出的是“祛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把反清等同于反满族。
梁启超也看出了这个逻辑的危险：如果中国只是汉人的中国，那清朝版图上的满蒙回藏怎么办？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怎么抵抗外部侵略？1905年他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指出“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境内所有民族，“自始本非一足，实由多种民族混合而成”，这样既承认了多元，又形成了统一。
瑞士有一位叫伯伦知理的政治学家当时提出了一个“多源民族”理论，他的核心观点是：国家与民族并不完全等同，但现代国家往往需要一个nation也就是“国族”作为政治整合的主体，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近代的美利坚合众国都是由国内多数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民族”典范。梁启超借用这个观点，在1903年就发文来说服自己和读者，汉满蒙回藏，可以是同一民族，到了1922年梁又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认为中华民族虽然不是单一血缘民族，而是由以汉满蒙回藏为主的多个族群长期互动、融合而成，但内部已经形成，高度的凝聚力和整体性，这种凝聚力和整体性是付出了“极大代价”才换来的结果，不是偶然形成的自然状态，所以中华民族在未来不但不会衰落，反而有进一步壮大的潜力，可以吸收新的文化养化，扩大内部的包容性，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民族共同体。
一方面，是梁启超不断为“中华民族”这个新造的政治符号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也审时度势，不再提“祛除鞑虏”，而是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正式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至此“中华民族”这面旗帜在中国土地上形成了广泛共识。时间来到1937年，根据以前对中国的了解，日本军方的判断是：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军队不会持久抵抗，民众会屈服于新的政治力量之下。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个判断是相对准确的，但这一次，他们错了。
“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1935年发行的电影《风云儿女》上影后就广泛传唱，在抗战期间，这首歌成为最著名的救亡歌曲之一。随着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阵亡，谢晋元死守四行仓库等抗日英雄事迹通过报纸、广播、话剧在后方广泛流传，“中华民族”从一个抽象的政治词汇，变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具体人物，普通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这是我们的战争。
从梁启超1902年造出这个词到真正渗入中国人的血液，用了将近半个世纪。1841年那个在珠江边当吃瓜群众的广州市民，和1945年那个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的士兵，终于活在了同一个“我们”里。
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武力夺取了抗战胜利的果实，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顺手也接过了“中华民族”这面旗帜。
在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各地报上来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仅云南就超过260个。历经多次合并，调整之后，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正式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汉族，这一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框架。中共官方开始宣传“56个民族是一家”。
然而，真的是一家吗？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官方表述为“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平等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多元一体”，宣传反对“三股势力”，也就是“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做的却是与宣传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它自己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三股势力”。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美国、加拿大政府的报告，大量证据显示，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实施了系统性文化同化、宗教压制和人口控制措施。这些行为被定性为“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自从2017年起，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和穆斯林群体被关进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集中营，被政治洗脑，用酷刑、强迫劳动等手段进行思想改造。根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2022年的评估报告，中共对维吾尔人强制放置节育环，强制堕胎，对多孩家庭进行罚款和拘留，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已经构成“种族灭绝”的意图。清真寺被大规模拆除和改造，没收宗教书籍，强制参加汉族节日，破坏维吾尔语教学，以达到消除独特民族身份的目的，对于藏人和蒙古人，中共的行为也如出一辙，从语言和文化上对他们进行强制同化，对于反抗者实施屠杀，但由于中共一贯的绝不承认和销毁证据的作风，这类事件往往缺乏具体数字和细节，唯一可参考的只剩下流亡者的叙述。只有等到这个政党垮台，大量证据才有可能浮出水面。
到了总加速师的时代，“中华民族”在《宪法》序言中取代了原来更加中性的“中国各族人民”，将中华民族描述为一个历史悠久、内在统一的“命运共同体”，要求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汉文化为核心，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这种自欺欺人的假大空口号，不仅没有帮助共党实现增进民族共同性，促进民族交融的最初目的，反而加速了民族认同感的崩塌与异化，将一个本来可以凝聚抗争的国族想象，退化为一个服务于中共统治的宣传工具，消解了原有的情感基础，变成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灌输，遭致许多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反感。
虽然中共坚决否认大汉族主义，但实际上对伊斯兰教、佛教的改造，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习俗的打压，非但未增加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反而强化了各自族群的边界意识，让少数民族产生疏离和抵抗心里，让汉族人对这一概念也简化为对党的认同，完全破坏了认同所需要的情感链接，互惠原则和自愿原则。
在中共的倒行逆施之下，香港民意研究所2021-2022年的调查中，18-29岁组的香港年轻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仅占2%，他们抵制普通话推广和大陆媒体，视香港为独立的文化实体，而非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中华民国台湾，年轻人中流行“天然独”标签，根据新台湾国策智库2015年的民调报告，在20-29岁的台湾年轻人中98%的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81.9%的支持独立建国。近年来，很多台湾人在东南亚和海外旅行时，在行李箱、胸章或者随身物品上贴上“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贴纸式徽章，公开宣示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宣传的厌恶；
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致力于推动新疆东突厥斯坦独立，而更为激进的一些群体，在美国成立了“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反对“自古以来”的中国官方叙事，强调新疆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总部设在印度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和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组织”都在积极推动西藏独立，他们虽然与“不寻求独立只寻求自治”的达赖喇嘛在政治理念上有所不同，但都奉达赖为精神领袖，彼此间合作密切。
除了在政治上、疆域上出现了大量与“中华民族”作切割的现象。
在文化上，也涌现出一批华裔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中华”叙事进行理论框架上的拆解。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位都是华裔女性。一位是澳大利亚的洪宜安教授，一位是美国的史书美教授。
一百多年以后，梁启超迎来了他在学术观念上的最强挑战者。
洪宜安是一位在印尼出生的华裔，在新加坡长大，现任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研究教授，创建“文化与社会研究所”，被公认是当代文化研究全球版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是身份政治、种族、移民与多元文化社会等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是《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书中讲述了她在亚洲和西方不断被问到“你是谁？”的生活经历与思考。这本书常常被拿来讨论“华人身份”“民族认同”和“离散政治”等话题。她质疑“必须以中国，中华文化作为唯一认同核心”的叙事，批判那种把每个华人自动视为“中国忠诚者”的民族主义。她在书中指出，“中华性（Chineseness）常常被官方话语打包成一种“根源叙事”，要求海外华人无论居于何处，都必须接受“同根同祖”的集体认同，她认为这种话语本质上是一种“去领土化的民族主义”，仍然在构筑“想象的共同体”，只不过是把边界从地理上的国家扩展到“全球华人”。她驳斥，在主流的“中华民族”的论述中，把语言、血统和文化传统当作“真正的中国人”的检验标准。她自己就曾在台湾因为不会说中文而被贴上“不够中国”的标签，让她体验到这种民族主义话语的排它性和语言暴力。洪宜安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华文化，而是主张海外华人的离散身份是“混杂”与“在地化”的产物，往往会更亲近所在国的国族与文化，而不是抽象的“中华民族”，如果过于强调“共同的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文化之魂”，就会遮蔽海外华人存在的阶层、性别、地域与语言差异，这种强制性的“文化认同”在实践中，往往带有收编、怀柔，甚至控制离散人口的意图。
比洪宜安更激进，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更大的，是出生于韩国，成长于台湾，长期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比较文学与亚裔研究的史书美教授。她的研究横跨比较文学、华语语系研究、后殖民理论、批判种族理论等领域，是当今“华语语系研究”这一范式的奠基者和主要推动者。在她出版的《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达·呈现》等著作中，她系统性提出了“华语语系”（Sinophone）概念。她主张以台湾、东南亚、北美等不同华语地区的在地实践和语言混杂，取代“大众化——中国中心”的单一‘中国文化’的框架。她提出了“大陆殖民主义”“定居殖民主义”等概念，指出中国政府在边疆政策与边疆族群问题上，用“中华民族”的话语对少数民族进行压制和迫害。她甚至反对使用“离散”这个词，提倡“反离散”的立场。因为“离散”这个表述本身就是在假设“始终以中国为中心”，因此，她提出各地的华语语系群体应该以自身所在地作为认同与论述的起点，而不是单向回溯“祖国”或“祖先之根”。史书美所构建的“华语语系”框架，常常被用来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中华”这些叙事，成为有力的理论工具。
如果说洪教授还只是在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进行解构，是一个对废旧建筑进行定向爆破的施工队，那史教授则已经在对“中华民族”进行“替代性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准备让老城区住户整体性搬迁的开发商。
当然史书美构建的“华语语系”并不是针对“中华民族”的，准确一点的说，她是在去“中国中心”，让华语文化不再默认专属于中国，同时，她也在“去民族国家这种想象共同体的框架”，不再用“民族”“国家”来定义文化归属。所以，她并没有要用华语语系来替代中华民族，更不是要建立一个“华语语系民族”的共同体，她这种更为底层的，超越国族框架，聚焦语言文化的去中心化愿景，只是顺手给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致命一击。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命运，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工具与目的的悲剧史，它诞生于危亡，成熟于战火。
当年的侵华日军，最不愿意看到这个政治概念被构建成功，但他们的行动，却恰恰成为了这一想象共同体的强力胶，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想利用这个概念来收割忠诚，好为自己苟延残踹的政治续命，但其行为，却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催命符。
“中华民族”的弱化，甚至消失，并不必然意味着华人世界的瓦解。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提供了一种不同路径：
它不再追问我们是否属于同一个民族，而是转而思考，在不同历史、制度和文化语境中，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存在。
也许，所谓“正在消失的中华民族”，并不是中介，而是一个时代叙事的谢幕，新的华人世界，将不再以“是谁的一部分”为前提，而已“各自成为什么”为起点。这是一种诚实的学术姿态，她拒绝以大陆为文化原乡，拒绝将所有使用汉语的人还原为中华民族的海外分支，它让吉隆坡的华人不必为北京负责，让新加坡的闽南语不必向普通话俯首，让台湾文学不会被收编进某个宏大叙事，让香港的本土记忆不会被“同根同源”的话语所稀释，让海外华人不会因为自己的长相，就被默认为共产党的同谋。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华语语系”终究只是一个学术框架，而不是一种认同。认同需要情感、需要叙事、需要某种关于“我们是谁”的回答，即使这个回答是临时的、局部的、充满争议的。“华语语系”已经告诉了你，“你不必是谁”，但未必能告诉你，“你是谁”。
对于那些在海外出生成长，母语早已是他国语言，与汉字的关系仅剩某个节日的一碗汤圆的第N代移民，这个框架是无法支撑的。而且，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确认自己的源头，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文化选择，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需求。
无论是民族、国家、宗教还是家族与所在地，这些看似不同的认同形式，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与谁相关？现代民族理论的奠基人本尼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了民族认同的“可构建性”；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论证了许多看似古老的传统，实际上是近代才创造出来的；
同样来自英国的文化理论家，伯明翰学派的核心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离散族群》一文中提出，认同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受话语实践、历史断裂和文化差异影响，不断生成与再定位。
虽然以上三位都是当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他们的这几个创新观点，都已经融入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历史学和文化理论，被视为民族主义、文化研究和身份政治问题讨论时的标准参考。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认同是不会消失的，但它可以转移”。
当“中华民族”这个强认同被弱化，甚至消失之后，如果在空白处没有长出新的替代性链接，那认同转移，最具现实力量的一种路径，就是向所在国认同的转移；其次，是向地域、家族、城市这些更小尺度的认同回流；第三种转移，则是维持文化层面的弱连接，这是一种极为松散的形态，语言、饮食、节日与记忆构成了最低限度的联系，而这，更像是一种背景，而不是答案。
作者 杨周边 哲学及文化学者
